辜寬敏的假台獨 @ 綠吱吱的陰謀

1895年，清廷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日本軍隊在基隆港登陸。台北大稻埕富商推台灣青年辜顯榮為代表，辜顯榮帶領日軍和平進入台北城並維護台北城秩序。爾後，由於辜顯榮的處事手腕甚受日本人賞識，遂獲得商品專賣權。辜顯榮成名後，在日本人准許下成立大和商社，逐漸成為當時台灣第一富商。既得利益者辜寬敏的親日作風一直持續，痛恨將日本殖民政府趕走的政治實體，因此提倡台灣獨立。

也就是說辜寬敏想當懷念位高權重'權傾一時的時代!並沒有任何台獨之思想'而辜寬敏所謂台獨是一種奴隸'殖民主義者的心態!換言之若能奪其政權'是希望回到日本皇民生活心態作祟!因為當時台灣黨外運動期刊'也足以證明我所說的並非虛構!

台灣黨外運動期刊《新潮流叢刊》（The Movement）刊登〈我投降，故我在──辜寬敏的「島內路線」〉與〈辜寬敏的「流血」經過〉兩文抨擊辜寬敏：「他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以昭和為年號，用紅太陽當國旗，整天跟日本權貴來往，乞憐於各帝國之間，一派皇民貴族作風。」「辜寬敏的皇民化路線來搞台獨，十足顯示：他反對國民黨統治台灣，大部分來自對日本的依戀和對中國人的鄙視。這一點，可以說是承繼辜家的傳統。」這樣夠清楚明白了吧!以下則是辜顯榮部份

辜顯榮，出生於1866年，是彰化縣鹿港人。年少時追隨清朝進士黃玉書研讀中國經典，身世並不顯赫。年長，曾經經商，但也只是個平凡的小商人，改變他一生的轉捩點是在日治時代。

　　當1895年日軍攻佔基隆時，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倉惶內渡，台灣秩序大亂，辜顯榮挺身而出與日軍接洽，自願作嚮導，和紳商李春生等人，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此後，辜顯榮追隨日軍去平定抗日份子，維持治安，深獲日本人的賞識和信任。日本政府為了表揚他的貢獻，頒給他勳章和爵位。他也擅長把握機會來拓展自己的事業，例如除了經營茶葉、製糖業的貿易外，還取得了專賣局給予的販賣鹽、樟腦、鴉片膏和台中煙草的商品特權。

　　辜顯榮在飛黃騰達之後，也從事一些文教事業，例如他捐款興建台中中學、台北龍山寺、台南圖書館、台北孔廟，擔任過台中廳參事、日日新報社董事、總督府評議員、貴族院議員等。有關他的歷史地位，評價不一，在台灣總督府檔案裡可以提供若干的參考資料。

http://sotokufu.sinica.edu.tw/sotokufu/topic/database/topic/09/topic09.html

關於兒玉、後藤如何利誘辜顯榮的資料，很多都記載在戰時出版的『辜顯榮翁傳』上。

辜顯榮於

狡猾的後藤為了在殖民地施行鴉片專賣政策，即安排鴉片諜報員阿川光裕，先行到台灣佈置鴉片專賣事宜。阿川最先在總督府總務部衛生課服務，後來職稱改為民政局地方課長[2]

後藤一到台灣，阿川即向後藤局長獻策，起用辜顯榮來鎮壓抗日「匪徒」，說這是「以毒攻毒」的最好方法。依老謀深算的阿川，偵察「土人」之中最好利誘的就是辜顯榮。依其調查，辜顯榮於

於是後藤特派翻譯官白井新太郎，到鹿港傳喚辜北上拜見後藤局長於官邸。辜曾為日本賣命賣力，還被台灣民眾指指點點，結果被日本當局以刑事嫌疑犯投獄監禁，因此推辭不願意再為日方效勞。然而後藤說：「你被投獄的委屈僅59日，我在本國受冤獄達100多天，大丈夫應磊磊落落。[3] [3] 」後藤新平在赴台之前，也因相馬子爵家財產繼承案入獄半年，這樣說來，兩人真是「同獄相憐」，辜聽了後藤的話也就胸懷釋然，歡歡喜喜地願為長官效勞了。利用辜顯榮的「牢獄之災」，這就是後藤新平巧妙的利誘並役使辜某的開端。

1866年生於彰化郡鹿港街，1895年5月日軍登陸台灣時，辜率先到基隆水返腳（汐止）歡迎「皇軍」，引導日軍進入臺北城，同年8月他隨北白川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有功，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獎章。同年11月日軍進攻鬥六，柯鐵、簡義頑強抵抗日軍於太平山（稱為「鐵國山」）抗日基地時，辜顯榮也聽日軍授命，回鹿港為日軍籌軍糧。當日軍攻擊雲林的抗日時，辜顯榮也授命回鹿港組織1000人的別動隊討伐抗日派，最後抗日派首領簡義被說服投降。從過去二年間日方的成績考察，利誘辜顯榮來鎮壓抗日「匪徒」是日本治台的最好謀略。

[2] ，實際上的工作是「鴉片警察」，到台灣全島各地偵察「土人」（日本都這樣稱台灣人）吸食鴉片的情形，並暗查「土匪」（都這樣稱台灣的抗日份子）的情況。

1898年1月26日，因刑事嫌疑犯收押於台中監獄，3月25日辜獲得免起訴出獄[1] [1] 。3天後的3月28日後藤新平來台，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稱民政長官）。

1945年日本戰敗，歷史價值觀反轉，辜家搜查『辜顯榮翁傳』焚燒，以逃避「台奸」的追究。市面上的『辜顯榮翁傳』雖然被蒐盡焚燒，但是留在公家圖書館的，就能逃過一劫。現在翻閱『辜顯榮翁傳』，日本統治者與被殖民統治者的互動關係，歷歷在眼前，值得記錄下來。

辜顯榮於1898年1月26日，因刑事嫌疑犯收押於台中監獄，3月25日辜獲得免起訴出獄[1] [1] 。3天後的3月28日後藤新平來台，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稱民政長官）。

狡猾的後藤為了在殖民地施行鴉片專賣政策，即安排鴉片諜報員阿川光裕，先行到台灣佈置鴉片專賣事宜。阿川最先在總督府總務部衛生課服務，後來職稱改為民政局地方課長[2] [2] ，實際上的工作是「鴉片警察」，到台灣全島各地偵察「土人」（日本都這樣稱台灣人）吸食鴉片的情形，並暗查「土匪」（都這樣稱台灣的抗日份子）的情況。

後藤一到台灣，阿川即向後藤局長獻策，起用辜顯榮來鎮壓抗日「匪徒」，說這是「以毒攻毒」的最好方法。依老謀深算的阿川，偵察「土人」之中最好利誘的就是辜顯榮。依其調查，辜顯榮於1866年生於彰化郡鹿港街，1895年5月日軍登陸台灣時，辜率先到基隆水返腳（汐止）歡迎「皇軍」，引導日軍進入臺北城，同年8月他隨北白川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有功，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獎章。同年11月日軍進攻鬥六，柯鐵、簡義頑強抵抗日軍於太平山（稱為「鐵國山」）抗日基地時，辜顯榮也聽日軍授命，回鹿港為日軍籌軍糧。當日軍攻擊雲林的抗日時，辜顯榮也授命回鹿港組織1000人的別動隊討伐抗日派，最後抗日派首領簡義被說服投降。從過去二年間日方的成績考察，利誘辜顯榮來鎮壓抗日「匪徒」是日本治台的最好謀略。

當時台灣北部地方尚有簡大獅、陳秋菊等盤據各地抗日，讓總督府傷盡腦筋。1898年11月後藤委任辜顯榮為「總督府囑託」（兼差職），並付給「剿匪」津貼1000圓，辜顯榮即欣然陪伴木下知事到台中，召集地方紳士，鞏固「聯莊保甲」的自衛組織，募集數百人的壯丁搜查「匪徒」，在山間要地56莊協力「剿匪」[4] [4] 。這是後藤新平利用辜顯榮「治匪」計謀奏功的開始。

1899年5月8日拂曉，以陳秋菊為首的700名抗日份子，襲擊臺北城大稻埕。後藤長官再召辜顯榮來商量鎮壓「匪徒」之策。辜顯榮貢獻的「治匪」策，就是設「保甲制度」讓地方協力「治匪」，說這才是最佳的「治匪」捷徑。後藤點頭，即請兒玉總督發令創設「保甲總局」，並命辜為局長。這時辜顯榮要求賜予軍裝500，槍500，子彈10萬發，以便自衛之用，當時雖然有軍方反對，但兒玉總督依其要求，下令供給槍500，子彈10萬發，交給「保甲總局」。辜顯榮花了2個月，募集17歲到50歲的男子組織「壯丁團」，並糾合各莊創立「聯莊保甲局」，從此對鎮壓抗日「匪徒」發揮了相當的效果[5] [5] 。

當兒玉和後藤剛來台就任時，說是「以無方針為台灣統治方針」[6] [6] ，既然開始「無方針」，怎麼又有「保甲連坐」和「壯丁團」的策略呢？這是辜顯榮向新任的日本統治者獻策的。並且以具體的實驗，證明此「治匪」策的有效性，兒玉和後藤才決定方針，廢棄前任乃木總督的由軍隊憲兵警察組成的「三段警備制」，改採「保甲連坐」和「壯丁團」的「治匪」辦法。當然，兒玉和後藤不會讓地方村莊真正「自治」，而是由日本警察領導保甲和壯丁團，令十戶組一甲，百戶組一保，互相監視告密，並規定連坐處罰。而且以強迫方式要村莊的青壯男子加入「壯丁團」，這樣才能有效的控制和對付抗日活動。兒玉和後藤利用保甲制度和壯丁團維持治安，並不表示他們是天才的設計師，實際上是有當地的「土人」辜顯榮，給予日本統治者啟發的。

辜顯榮替日本統治者引誘雲林、嘉義的抗日份子簡義、柯鐵投降，記載於『撫平雲嘉記略』[7] [7] ，換言之，雲林、嘉義的鎮壓也是靠辜顯榮跑腿，居中牽線「招降」促成的。

雖然保甲制度和壯丁團是由日警監控，但是「治匪」還是需要辜顯榮等台紳來協力配合。辜顯榮認為「民匪雜居」，必須由本地人辜顯榮的「保良局」發給歸順者「良民」證牌，來加以區別。後藤的「治匪」策，就是採辜顯榮的「分斷」策，將台灣籍人民二分為「土匪」與「良民」，對於順從的民眾則給予「良民」證牌，對抗日的「土匪」則徹底的殺戮。如果沒有辜顯榮等台灣仕紳的協力配合，日方怎麼有辦法鎮壓台灣的抗日運動呢？

日本人對後藤的台灣殖民地經營，特別推崇其尊重舊有習慣有先見之明。但是依『辜顯榮翁傳』的說法，後藤之所以尊重舊慣，也是辜顯榮給予教導的。辜顯榮「每週六、週日必造訪官邸，舉舊時制度、民間習慣、以及冠婚葬祭等詳審諮詢，公（後藤）親自筆記。余（辜顯榮）以為政治本人情，台灣與內地（日本）風俗習慣各異。治台務必斟酌在來慣例，方能舉直錯諸枉，消除上下隔膜之弊，公（後藤）深以為是。因之更進一步創設舊慣調查會，聘請岡松博士來主其事，廣徵博採，巨細不遺，爾來纂成巨集，垂為文獻，以資行政司法參考者不少，亦足見公（後藤）之留心於台政。[8] [8] 」

既然台灣仕紳給予殖民地長官指點，又願意挺身賣命誘降抗日份子，台灣總督府理應給予酬庸的代價。辜顯榮即向後藤長官建議，為了替政府籌出財源並收攬人心，請立刻施行食鹽專賣制度，給予台灣縉紳特權獎勵，如從前的進士、舉人、秀才等，給予食鹽專賣之利權，這樣必定對日本的統治有極大貢獻。後藤長官即拍辜某的肩膀，說好極了，利之所趨人必趨之。1900年4月，辜顯榮就任「全台官鹽批發組合長」。當時兒玉總督也認為，食鹽專賣可以成為政府的一大財源，如將其批發權賜給協助統治的功勞者，必可收攬人心，真是一石兩鳥之舉。辜說食鹽專賣的施行是他建議的，食鹽專賣成為總督府在台施行專賣事業的第一步[9] [9] 。「無方針」變成「有方針」，其實是辜顯榮給了日本統治者「指南針」。

效忠日本帝國，日本統治者就給予利益犒賞。除了食鹽專賣批發之外，辜顯榮也獲得鹿港的鹽田開設許可4次，許可面積達464甲餘，竣工時為250餘甲，辜家又從日本當局獲得海埔地的開發特權，奠立後來富貴榮華的基礎[10] [10] 。

辜顯榮的功績，不論是對「匪徒的宣撫」，南進軍的嚮導，雲林嘉義「匪徒」的招降，鹿港的防備，雲林事件的善處等，對日本真是鞠躬盡瘁，所以得到的報賞也很多。1901年辜家獲得二林堡和馬芝堡土地的開墾權，鹿港西海濱1500甲的開墾權，以及新竹西海岸的鹽田。

辜顯榮為日本帝國最賣命演出的一幕，稱為「日俄戰爭的偉勳」。在1904-05年日俄戰爭時，日本海軍當局獲知，俄國的波羅地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通過台灣海峽，辜顯榮即願意充當日本皇軍的手下，挺身率領戎克船，參加鵝鑾鼻和菲律賓間、台灣和福建之間的海峽偵察隊活躍。當時後藤長官交辦此事，台灣銀行頭目即命淡水的台銀支店長阪本素魯交給辜顯榮12000圓現金，統籌從事偵察工作。巡邏船的編組是用60噸的戎克船，每船約8名船夫，每船有一名化裝華商穿中國服而辮髮的海軍軍人乘坐。在監視期間如有船隻經過，即辨別船籍報告，並電告有關單位。日俄戰爭之後，辜顯榮又受命收拾在台灣周圍海上敷設的水雷，指揮50噸到100噸的船5艘，每船有2名海軍人員，按照海圖清查水雷所在點，花3個月完成清理任務。

在日俄戰爭時，還有一個插話，就是台灣米幫助了日本打勝仗。當日俄戰爭時，本來由日商「三井」買斷台灣米輸送滿洲（中國東北）的，因「三井」買斷而米價節節上升，「三井」不願做賠本生意，總督府當局就要辜顯榮代替「三井」買斷台灣米輸送，但是台灣米輸送戰地的品質檢查非常嚴格，有很多列為不合格米，結果想要大撈一筆的辜顯榮，自己說反而虧了三萬五千圓[11] [11] 。

因為辜顯榮在日俄戰爭立了大功，日本天皇賜予勳五等雙光旭章，以及「從軍記章」，並任命為帝國義勇艦隊臺北支部「囑託」。另外，在經濟上的好處，就是修改食鹽規則，指定辜顯榮為「全台官鹽批發總館業務擔當人」，「台灣地所建物會社」總經理，台中廳參事，台灣日日新報社總經理，彰化銀行總經理，而使得辜顯榮面對「皇恩」感激流淚[12] [12] 。1909年11月辜顯榮被指定為鴉片煙膏批發商。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民政長官時，在台灣人性格上發現了三個弱點。為了要好好利用這個發現，他制定了下列三個策略來治理台灣人：一、台灣人怕死，要用高壓手段加以威嚇。二、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錢加以利用。三、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加以籠絡。[13] [13] 」

台灣人怕死，後藤新平就利用辜顯榮坐牢，要他為日本帝國效命；台灣人愛錢，後藤新平就施給辜顯榮一些利益，辜顯榮的事業都是效忠日本統治者所給予的，他的企業名稱使用「大和」之名以表示效忠，從1897年創立「大和行」，在鹿港設本店，臺北設分店，以後擴展到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甚至在東京日本橋也設分店，販賣食鹽或樟腦的台灣特產品。

辜家累積了相當財富之時，台灣總督府說要採獎勵糖業政策，即請新渡戶稻造為殖產局長策劃。這時後藤對辜顯榮說，台灣目前的竹蔗生產一年只20萬包，如果改良則大有發展，因此政府決定要獎勵糖業，這是經由日本內地輸入300噸的機器，資本金為50萬圓，總督府將補助年六分利給予獎勵，十年後製糖可達500萬包，供給日本內地消費，免得利權外溢。為了改良糖業，後藤要召集台南的仕紳謀議，即由總督府召開「揚文會」，請台南縉紳資產家許廷光、蔡玉屏、蘇雲梯等人到淡水館會商，但是台南的諸紳認為糖價不振，一旦課稅必定虧本，皆有難色不肯出錢投資。第二天晚上，兒玉總督、後藤又設一宴席，賓主藉酒談笑風聲，勸大家出錢投資，辜顯榮即率先出資15萬元嚮應。辜顯榮受利誘從此開始設機器工廠，在18個地方建設80噸到120噸的工場，台灣糖業的機械化就此開始[14] [14] 。

總督當局獎勵製糖業，辜顯榮是相當配合，獨資經營製糖業，購置新式製糖機器而設立五個製糖工場，1919年再增資創設「大和製糖會社」，但結果通通被日資合併，鬥六和五間厝的工場被「大日本製糖」吞併，嘉義和水窟頭的工場被「東洋製糖」吸收，台中和溪頭的工場被「明治製糖」合併，他只能當名目上的監查人[15] [15] 。同樣的，板橋林家投資創立的「林本源製糖會社」，雖然也任用日本人的技術與管理，最後還是落得由「鹽水港製糖會社」經營，林家的林熊徵也只能任監查人[16] [16] 。

辜顯榮在1925年創立「大和興業會社」，到1933年設立「大和拓殖會社」，名目上他是社長，實際上雇用日本人為顧問，或經理，或會計，幫他理財賺錢。台灣人愛錢，在日本人控制下可以讓台灣政商賺錢致富，但不可以讓台灣人成長為「民族資本家」。日本帝國在台灣的「殖產興業」政策，主角是日資公司及日本財閥，怎麼可能讓殖民地台灣發展為「民族資本」呢？

三井、三菱的日本財閥，以日資公司的團隊方式經營，這不是日本人個人的經營。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要發展企業，必得採「內台人合作」的形式，就是以「台灣人的資本，內地人的經營」合作方式，最後日資壟斷資本吞併台灣人的企業。只有煤礦業是例外，讓本地人經營，因為煤礦的經營發生事故的風險很大，日本人不願意承擔風險所以不要經營，但是台灣生產的煤炭，販賣權還是全由日本公司「三井合名株式會社」壟斷。台灣人聽從日本統治，協力統治，可以得到種種報酬致富，特別是獲得專賣批發商的酬庸最好，可以致富但不能發展為民族資本，這才是台灣人的悲哀吧！

台灣人重面子，日本當局就授予辜顯榮「紳章」，從1895年跑到基隆迎接皇軍，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開始；1906年日俄戰爭功勞，敘勳五等授雙光旭日章；1915年辜顯榮代表台灣人參加大正天皇大典，敘勳四等授瑞寶章；1923年迎接皇太子（即昭和天皇）有功，敘勳三等授瑞寶章；1925年允許配戴中華民國勳二等大綬嘉禾章；1928年參加昭和天皇大典，賜參列金杯一個。這些虛名的籠絡政策，對台灣的禦用紳士也頗發生對日本效忠的效果。

為了表示對日本統治的效忠，辜顯榮即計畫贈送後藤長官一個很珍貴的雕刻品當紀念。此雕刻品是招聘清朝統治下著名的雕刻師傅30名，從福建渡海到台灣，特設工廠雕刻，共花2年的歲月才峻工，資材精選樟木以及黃楊木，取中國的24孝和三國志為構圖的一大雕刻。後藤覺得太貴重了，將此雕刻呈送給天皇，他給辜顯榮的信上說，往昔你贈送的雕刻希品，「真是支那工藝美術的精華」，奉獻宮中聖玩。辜顯榮覺得無上光榮，又從廣東請來幾十名雕刻師，以紫檀雕刻精巧圖案構成的宏偉花台四座，一對送給住在仙台的「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一對就送給後藤新平擺飾[17] [17] 。台灣人重面子，所以贈送的禮物都很大件又很貴重，日方只要以虛名籠絡，辜某就感恩不盡了。

至於1934年辜顯榮被勅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各報登載「本島人中，唯一之忠君愛國者，鹿港街辜顯榮氏….自隸屬以來，氏之功勳，冠於全島」[18] [18] ，而稱讚這是辜顯榮對日本「忠君愛國」的報償。

然而，日本人吉田莊人有不同的解讀。吉田說1933年11月中國有反蔣的閩變發生，19路軍的蔣光鼐、蔡近鍇、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樹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以對抗蔣之國民政府，蔣介石唯恐叛亂軍與日軍勾結，經由辜顯榮向日本政府請求不要介入。因辜顯榮的周旋，日軍就沒跟19路軍連繫，國民政府才得以度過不安定的局面。因辜顯榮有平定政變的功勞，台灣在復歸中國之後，辜家的安泰也得以保持了[19] [19] 。

但是辜某在外交上的功蹟，其實是日本要利用辜顯榮的「貴族院議員」特殊地位，以日華兩國親善之名進行「誘和」，拉攏不肯出來「和談」的蔣介石。因為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後，自北方步步進逼侵略中國，老蔣認為與日「和談」等於是「降日」而不肯上當，日本就改採南進政策，拉攏老蔣的日本人脈陳儀，提倡「日華合作自南方」。因此日本賜給辜顯榮「貴族院議員」頭銜，方便辜某進行遊說，辜顯榮即奉命訪問福州會見福建省主席陳儀，勸其派遣經濟使節赴台。

依『辜顯榮翁傳』所述，1935年陳儀派經濟使節赴台乃依辜顯榮的建議，接著辜顯榮北上，拜訪北京的段祺瑞與黃郛，在上海又與行政院長汪精衛、祕書長楊永泰、李擇一、何應欽等各要人會談，並進一步與蔣介石會談。辜顯榮的訪華記，自稱為成功的對華外交祕史，其實他只是充當日本引誘蔣介石出來「和談」（降日）的一顆棋子。證諸1936年的西安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地爆發八年抗戰，日本的對蔣「誘和」策略，可以說完全失敗。

辜家在臺灣史上有過輝煌的一頁，歷經百年而不衰。但辜家父輩與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關係，給辜家榮耀的歷史留下遺憾，不時有人重提舊事，讓辜家感到十分難堪。
　　在土地改革時，辜振甫將祖産土地按“政府”規定對佃農放領，後又被有償徵收，當地農民一度將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的牌位供奉在當地一座俗稱“忠烈祠”的廟宇中，以示感謝。
　　1966年，辜振甫在工商界有了一定地位後，在廟旁建了一小亭供奉牌位立碑，並請一位“中央評議會”委員寫文紀念父親辜顯榮。不料，此一事件被報刊披露，稱有一名人爲漢奸立碑，引起一陣震動。辜家趕忙拆亭毀碑，事態才未擴展。
　　後來，辜家興建榮星花園，又被人提起，說辜家紀念漢奸忠烈祠不成，現在又蓋花園紀念辜顯榮了。但這時人們似乎對意識形態的問題不大關心而未引起多大轟動。但後來卻爆發了“榮星花園弊案”。
　　榮星花園是由辜振甫之弟辜偉甫於1968年所建，並成立榮星公司來管理。“榮星”取字父親辜顯榮字“耀星”而來。
　　辜偉甫曾是臺灣政商界頗有名望的人，辜振甫落難香港，是他出面接回臺灣的。1982年9月，辜偉甫去世，他生前主持掌管的榮星公司與隆昌企業竟負有3億元的債務，讓債權人大感意外。
　　1985年，辜偉甫之子辜晏宏以8億元價格三次公告拍賣榮星花園，均無人問津，最後叔叔辜寬敏接手，並出任榮星公司董事長，後來找僑福建設公司的董事長黃周旋合作，計劃開發投資達200億元的榮星花園。
1987年6年，榮星公司將榮星花園投資計劃送到臺北市“政府”審批，先後7次被退回，也無人問津。1988年，榮星花園開發案因涉嫌官商勾結與索賄而被人揭發，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轟動，結果多位政界與商界名人被判刑。辜寬敏投資榮星花園的努力也告失敗。這對顯赫的辜家來說又是一次打擊。
　　到了1993年4月，辜振甫被臺灣當局指定爲海峽兩岸在新加坡舉行重大會談的代表，主張臺灣獨立的民進黨沒有被列爲參加會談代表而不滿，將矛頭指向辜振甫。“立法委員”陳水扁在“立法院”指責辜家是“賣台家族”，引起辜家的不平與不滿。辜振甫辯解說：“父親在日軍攻城掠地之際，爲保住臺灣人民的生命安全，甘冒自身安危才出面與人協調，並沒有賣台求榮，更不是漢奸。”
　　辜寬敏專門召開記者會，強調陳水扁與葉耀鵬在“立法院”對其父親辜顯榮“污蔑”，是不瞭解當時歷史而“出言不遜”，希望能公開表示“道歉”，否則他自會有辦法，並可能變成與陳水扁等之間的“私仇”。辜寬敏稱他與兄辜振甫都是臺灣人，本土意識強烈，辜振甫赴新加坡談判決不會出賣臺灣人利益。儘管如此，辜家的形象再次受到傷害。
　　對於辜顯榮“出迎”日軍入臺北一事，島內有些人歷來有不同觀點與看法。但辜氏兄弟並沒有對在日本統治臺灣後，辜顯榮居間對抗日軍民進行招降、享受特權大發利市、送厚禮給日本高官作爲貢品、捐地給日本拓植大學及爲統治者分化臺灣知識份子等並沒有進一步說明。無論如何，辜氏在“日據”時代的所作所爲仍爲辜家留下一大遺憾。
　　除了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外，辜家在臺灣水泥公司的所作所爲也爲人所詬病。
　　臺灣水泥公司是臺灣公營企業民營化的典型，是“土地換股票”的産物，幾乎當時臺灣大地主家族都參與經營，包括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基隆顔家、鹿港辜家五大家族。辜家卻逐漸控制了“台泥”公司的大權。
　　從“台泥”公司歷屆董事會的變化可以看出政商大家族勢力的興衰。在1954年10月組成的第一屆民營董事會的成員中，董事長是板橋林家的林柏壽，林家的林熊祥任常駐監察人；常務董事包括辜家的辜振甫與高雄陳家的陳啓清（兼總經理），董事還有基隆顔家的顔欽賢與霧峰林家的林猶龍等，另外還包括國產實業掌門人林燈（宜蘭世家）、臺灣玻璃公司的林玉嘉與台南幫的吳三連等，股東達4萬多人。可見，臺灣水泥公司這個大企業，是藏龍臥虎之地，群賢雲集之處。
臺灣水泥公司因此成爲一個特殊的公司，並具有壟斷性。“經營之神”王永慶曾一度在花蓮購地，興建水泥廠，但最後在“台泥”公司內幾大家族聯合向當局施壓下，王永慶夢斷花蓮，放棄水泥業，繼續在石化王國打拚。
　　辜家事業的興旺與“台泥”公司的發展密切相關。1959年，陳啓清升任副董事長，辜振甫出任總經理，並長達20年之久。1973年，辜振甫升任董事長，並繼續兼任總經理。這一時期，正是“台泥”公司與辜家事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並通過該公司不斷進行轉投資，擴充事業版圖。
　　由於“台泥”公司是一個上市公司，股票上市賣買，大股東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後來，董事會成員包括了永豐余家族的何傳（何壽川的父親）、嘉新水泥集團的張敏鈺、新光集團的吳火獅（吳東進之父）、霖園集團的蔡萬霖、太子汽車的許勝發、中日飼料集團的林坤鍾、東帝士集團的陳由豪等，而基隆顔家與霧峰林家則隨著政商勢力的衰弱而退出董事會。但辜家與高雄陳家一直在董事會，其中陳啓清的兒子陳田錨與陳田鈺均進入董事會，而辜家則一直任總經理，並任董事長。因此，外界一直把臺灣水泥公司歸入辜氏家族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