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黨同志怒嗆李登輝照片
前總統李登輝昨在彰化與媒體座談時自爆，近年不少中國人士與他接觸，日前甚至有人想邀他赴北京大學演講，但他認為時機未到，且不少中國人思想停留在清朝末期。
釣島言論掀波
李登輝話鋒一轉暗批馬英九總統：「我們這邊的領導者也這樣！」媒體問：「馬總統嗎？」李笑答：「我沒講是什麼人喔！」總統府昨不回應。
對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並將設中國事務委員會，李登輝表示，台灣和中國，「你是你、我是我，大家互相了解就好。」民進黨可能是因大選輸了，「馬英九有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就要學這一個改善與中國關係，但是這沒法度啦！」李還說，台灣人若去中國講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中國大陸很厲害，你捧他們，他們心裡很高興，會覺得這個傢伙沒頭腦，憨憨的！」
近日釣魚台爭議再起，李登輝說，中國、台灣沒為釣魚台和日本發生過戰爭，為何要說日本人的土地是台灣或中國的？「說是頭城鎮的，我覺得頭腦怪怪！」他還提醒馬，做領導者要注意國際間信賴關係，「到處和人吵架，奇怪嘛！」對此，總統府也不回應。
統派隔街怒嗆
李登輝前天起展開為期三天的彰雲之旅，昨午李前往彰化麗禧酒店用餐時，飯店外有八名台灣商工統一促進會人士舉白布條抗議，高喊：「釣魚台是中國台灣的！李登輝滾回日本去傳教！」幕僚透露，李聽到抗議聲問：「他們在做什麼？」得知為釣魚台抗議，並不以為意。
思想停留在日據的岩里政男
為何作者以此做為文章，有些人老愛談自個多麼意氣風發，愛提當年勇[兩國論，多麼受人歡迎從新聞開頭就不敢說誰邀請李登輝[瘋狗輝]，作者可不認為中國會有人認識啥咪瘋狗輝，至少李登輝自認為行情好，更何況老人常愛提過去，自然會提及自身家境多好，由作者來寫出李登輝的小時候的環境吧!
第一章 李家鴉片煙專賣小鋪
李登輝自稱精英階層的由來:
李登輝家族富有的由來靠著日本勢力透過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父親李金龍經營專賣鴉片煙來繼續毒害台灣人民的靈魂而致富起來的秘辛如下事實經過：
耀眼的太陽旗下，冷清的台北三芝鄉埔頭街，惟獨一片小雜貨舖內，人聲鼎沸，生意興隆。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日支事變”（按：大陸稱“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據時代稱“日支事變”）爆發。在物資匱乏的戰時，李家小店是一家很引人目光的店舖，它雖然賣的貨色稱不上齊全，店面也和三芝街上的普通店舖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單是店裏販售的兩樣貨物，就足以讓三芝鄉間的婦孺瞠目結舌，眼睛為之一亮。這兩樣特別的貨品，其中一樣是豬肉，另外一樣，就是鴉片煙（按：台灣當年譯作“阿片”）。
“日支戰爭”爆發後，台灣全島所有的民生物資在一夕之間全成了戰略物資；日本殖民政府為控制物資、開源節流，以支援前線作戰，特別實施了所謂的“經濟統制 ”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必須經由殖民政府配給供應，人民不得自由買賣。像鴉片煙這樣的毒品，尤在管制之列，不論買方和賣方，都要有政府發給的許可證才可以進行交易。而鴉片煙的貨源，也由政府統一供應，舍此管道莫由。
豬肉，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哪家的餐桌上少得了它？鴉片煙，從清政府統治時期，到日本統治時期昭和年間，吸食上癮的人誰又能熬得過癮頭，忍住鼻涕眼淚和哈欠連天，能一天不碰這種人稱“福壽膏”的萬毒之毒呢？豬肉也好，鴉片煙膏也罷，縱使是戰爭年代的奢侈品，但卻也是家家渴求的生活必需品，癮君子不可或缺之物。
哪怕是花再多的銀錢，都需要買這兩樣貨品。而李家小鋪，是三芝鄉下惟一經營鴉片煙膏的專賣店，這片鴉片煙專賣店又兼賣豬肉和南北雜貨，因此，李家小鋪便成了三芝鄉間家家戶戶都得上門奉獻銀兩賴以維生的雜貨店。
這爿李家小鋪的店東究係何方神聖呢？我也不再和眾看官賣關子，李家小鋪的老闆，正是當今總統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李家原居三芝源興居，後來才遷居到此埔頭街上（今之中山路）。但是，以李財生一介村野小民，他何德何能，竟能拿到鴉片煙的販賣許可證，成為三芝地方惟一的鴉片專賣店呢？原來，這全憑李財生的兒子李金龍的通天“本事”——靠他當刑警（三腳仔走狗）的特權，殖民政府特地發給李金龍的父親一張鴉片煙專賣許可（按：有關李財生、李金龍父子經營鴉片煙專賣的秘辛，是我採訪日本統治時期住在三芝的一個李登輝的老鄰居，經他親口告訴我的，我有確鑿的人證）。
三芝老人透露，日據時代開鴉片煙館的，按殖民政府的規定，都得按時向政府呈報鴉片煙吸食者的名單和販賣數量的清單。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是按照這兩份單子。按月配給鴉片煙給李財生的小鋪，利潤則是依照當時的公定規矩，由販賣者賺取百分之十的利潤。李家小鋪雖然是間小舖子，三芝地方人口也有限，可是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下，做的完全是宗穩賺不賠的買賣。
於是靠著李金龍當日本武警的威勢和日本殖民政府“施捨”的鴉片煙專賣權，在台灣農村面臨破產邊緣的戰爭年代，全島經濟普遍蕭條貧困的階段，受到殖民政府的特權庇護，再本著“台灣牛”天生的那股勤勉儉省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即成為地方上的新興豪富階級。李家父子以高價販賣鴉片煙膏、聚集販賣戰時管製品豬肉貨品的鉅額銀錢，遂由藉藉無名的小佃農，逐漸積累財富成為小財主。就憑著如此積累起來的家業，把李家推上了李登輝引以自豪的“精英階層 ”。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談談日本佔領時代台灣的鴉片販賣制度，再來探討李登輝的家世和其他話題秘辛：
台灣之有鴉片，固然起于前清，但真正讓鴉片販賣合法化、制度化的，則是日本殖民政府。至於台灣鴉片販賣制度的源起，則要歸諸日本殖民政府首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著眼在台灣販賣鴉片的巨大利益，因此，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特地于一九八五年向當時的日本總理伊藤博文提出了“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的意見”，主張以漸進政策將鴉片納入殖民政府的管制。他的這項辦法有三個基本原則：
1.鴉片由政府專賣，在各地設置特許藥鋪來販賣。
2.由醫生診斷證明鴉片吸食者，併發給證明，特準持證者購買鴉片。
3以高稅金代禁，其稅金充作改善台灣衛生狀況之用。
伊藤博文基本上採納了後藤新平的這項建議，並於一八九六年二月開始實施所謂的“台灣鴉片令”。
日本人一向不吸食鴉片，這之前當然也不懂怎麼製造鴉片。但是，日本人知道在台灣販賣鴉片是一樁大買賣，這樁買賣是穩賺不賠的。
為了要獨吞鴉片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費了半年時間，派人向台灣人學習提煉鴉片煙的方法，加以改良之後，發展出一套科學提煉鴉片煙的新方法。基於獨佔的目的，日本所頒布的“台灣鴉片令”中明文規定，從這項命令頒布之日起，禁止私人制販鴉片。從此，被許多台灣癮君子視之如命的鴉片煙膏，其貨源的惟一管道，只剩下日本殖民政府了。
自此，日本非但壟斷了一切鴉片煙的制販權利，連鴉片的原料來源，也由日本殖民政府一手包辦，必定假手日本當局，向當時壟斷亞洲鴉片原料的德國、英國商館整批購買，最後由日本商社三井株式會社獨佔全部權利。
日本人為了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勢必收買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台灣仕紳階級，供其馳驅效命。因此，日本人吃肉，便留幾口湯給台灣當時的仕紳階級喝。日本殖民政府把販賣鴉片煙膏百分之十的利潤，留給大盤商和小賣商。
楊碧川的《後藤新平傳》敘述日本時代的鴉片販賣政策時，如此寫道：“大盤商及小賣商成為台灣各地角頭爭奪的戰場，後藤新平也巧妙地把鴉片販賣利益賞給聽話的御用紳士，這些人特準販賣鴉片的條件為‘對台灣統治有貢獻’，換句話說，幫助日本人‘徵剿土匪，維持治安’有功者。辜顯榮、陳中和李金龍以下，各地名望、角頭紛紛得到這份甜頭。”
更不可忽視者，是各地的大盤商總共只有六十人，核準這六十名利益肥得冒油的大盤商的權責單位，竟然是殖民地政府的各地方政府“警察課”。這也無怪乎李金龍拼了老命當上日本刑警後，能夠進一步爭取到這令人垂涎的鴉片專賣權，並且成為三芝地方的鴉片專賣店老闆。三芝地方的癮君子只有在李家小鋪，才買得到“保命 ”的“福壽膏”；癮君子吸得愈多，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就賺得愈多。
照日本政府頒布的“台灣鴉片令”及機關法規規定，每四十五名鴉片吸食者，就可以設一名小賣商。換言之，這四十五個癮君子，必須向殖民政府指定的小賣商購買鴉片。試想，在這樣的制度下，無論是大賣商或是小賣商，就好比是一群大毒蟲，高高在上，無休止地啃食吸吮人民的膏血。（相關內容詳見楊碧川著《後藤新平傳》第二章《台灣民政長官》。該書由台北市一橋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
日本殖民政府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深恐戰敗在即，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七日，終於停止了鴉片專賣。然而，包括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在內的鴉片煙大小賣商，則早已吸飽了人民的膏血，賺足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李登輝六歲時，李金龍已經成為一名日本刑警[台灣第一人當上日本刑警]（按：照李登輝自己的說法，李金龍畢業于“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見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第三十六頁）算算時間，李金龍當日本刑警的年代，當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左右，一直到台灣光復前，李金龍當了十六年左右的日本刑警。在李登輝祖父李財生手上發達起來的李家小鋪，專賣鴉片也專賣了長達近六、七年的時間。光復前不久，日本當局減少了鴉片煙的配給數量，李家小鋪才結束營業。斯時，李氏家族已經積累足了資本，買夠了肥沃的田產，生活自然不虞匱乏了。
李家在（特許制特權）販售鴉片煙之後，經濟情況始由小康階級晉陞為富豪階級。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敘述了一個故事，說他小學四年級時，為了想買一本《百科辭典》，還得鼓足勇氣才敢向李金龍開口索討四塊錢。隔天，李金龍冒著雨，一大早就給李登輝送來買《百科辭典》的四塊錢。據李登輝的說法，這四塊錢還是李金龍臨時向好朋友借來的。如果屬實，更印證了李家原住源興居時經濟情況尚屬窘困，直到遷居市街、販售鴉片後才大幅改善。
李登輝這個童年買書的神奇故事，像煞了五、六十年代台灣小學課本中，曾經描寫的蔣公幼年時代，望著溪裏逆流而上的小魚，寓意人應力爭上游的故事模式，酷似文宣部門刻意編造的官方標準版“歌德”小說題材。
三芝老人親口告訴了我兩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但已足以證明李家家境在專賣鴉片之後，才成為李登輝所自稱之“精英階級”。
三芝老人說，時間大概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李登輝已經考上台北高校。那年暑假的某日，李登輝帶了幾個鄰居的小孩，一起騎“孔明車”（即自行車），到三芝附近的老梅地方郊遊。從三芝騎車到老梅，再四處走走玩玩，不知不覺已是中午時分。大熱天，孩子們既累又餓，見不遠處有個小攤子叫賣切仔麵，李登輝招呼大家吃麵。可是，幾個餓過頭的孩子吃完麵，才發覺自己身上一個銅板都沒帶，不知如何是好。李登輝是幾個人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很大方地告訴隨行的孩子們，沒關係，這點小錢，由我請客做東吧！
說完，李登輝從上衣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付給了賣麵的小販。孩子們在道謝之餘，不約而同都帶著幾分欽羨的眼光，都承認李家生活的確比一般家庭好許多。
三芝老人還說，他們年輕時代，家裏多半貧窮，只求溫飽，不敢奢求其他的生活享受，所以，小朋友連看連環圖畫都沒錢。鄰居們知道李家老大李登欽（即李登輝的哥哥）經常買少年叢書，在李登欽快把叢書看完之前，便立即向他預約借閱。
寫到這裡，我們不免要順帶一提，與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向三芝鄉民販賣鴉片煙膏、汲取人民膏血的同時，在中國的江西省所謂的“贛南”地區，在專員蔣經國的治理下，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所謂打擊“土豪劣紳”的工作。
作家江南的《蔣經國傳》，把當年蔣經國掃除“土豪劣紳”的過程寫得相當傳神。他描寫蔣經國“下令禁賭、禁煙（鴉片）、禁娼，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分徹底。贛南的一位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墓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另有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在內室打牌，以武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的士兵一概槍決。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處了死刑。”（詳細內容見江南著《蔣經國傳》第七部分“蔣青天”。該書由美國論壇報出版，香港藝文圖書公司發行。）
對照蔣經國早年在江西大打“土豪劣紳”的贛南經驗，再看看李登輝聲稱自己是所謂的“社會的精英階層”，蔣經國口中的“土豪劣紳”，和李登輝嘴裏的“精英階層”，其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差別？
我實在不懂！如果在江西賣鴉片大煙抓到了要被槍斃；在台灣，賣鴉片的家庭卻公然昭告天下，聲稱自己家庭是“社會的精英階層”，自己最後甚至當上台灣總統。賣大煙的毒販子竟等同於“社會精英”，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什麼樣的標準？
在一九三○年，許多台灣志士因抗議日本政府開放許可鴉片買賣，公然的允許台灣人吸食鴉片，而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控訴，喧騰一時，令日本政府灰頭土臉。李登輝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耶和華”，要來拯救台灣兩千多萬的民眾。台灣民眾是何其“有幸”，竟然要由李登輝這種“耶和華”，來帶領我們“走出悲情”。
李家鴉片專賣店生意興隆、日進鬥金、經營最鼎盛的階段，李金龍便將這運用特權聚斂得來的金錢，供李登輝上淡水中學、台北高校，以後再出洋到日本念京都帝國大學。李登輝固然本身未參與專賣鴉片，但他卻受父祖輩鴉片專賣之庇蔭，均沾雨露，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販毒分贓、食人膏血的直接受惠者。
李金龍披著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鄉里十分威風。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李金龍頓失靠山。據李金龍事後告訴友人，日本戰敗後，上面命令包括李金龍在內的日本警察或臺籍警察，應就地等待國民政府警察機關來台灣接收。無奈當時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盡李金龍欺淩的民眾，已經準備好好“教訓”李金龍這幫父子“臺奸”。李金龍自己說，他們得訊之後，連忙跑到遠地躲藏避風頭，一直苦等到民國政府接收人員控制住局面，李金龍才敢出來和家人團聚。
李金龍當年躲群眾、仇家的那幕，看在李登輝眼裏，很自然地興起他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原始構思。但是，李登輝似乎從來不會深入思索，日據時代那些受盡李家專賣鴉片荼毒為害的眾多百姓，他們才真正深刻領會“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哩！李金龍昔日仗恃日本人的威風，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而日後卻變成人人喊打的尋仇對象，這完全是李金龍自己早年種下的惡果，又有何“悲哀”可嘆呢？
在時不我予的情況下，李金龍曾經回鄉找工作。照李登輝的說法，李金龍“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讀者朋友讀了我前面這段文字，就很清楚李登輝說他父親“自警職退休”的真正原因，完全是怕遭仇家[包括當年台灣抗日志士及在地鄉親三芝人]報復才倉皇離職的，哪是李登輝說的什麼“退休”。至於李金龍到農會服務這段過程，又有一段值得追究品味的內幕介紹給讀者朋友知道。
話說台灣光復後，李金龍透過他在三芝故鄉的人脈，曾經在三芝鄉做過一段時間的農會理事兼總幹事。有段時期，據李金龍日後向友人自稱，那時省方財政狀況不善，農會的薪水遲遲未發。李金龍身為農會總幹事，見屬下沒薪水可領，當然深感歉疚，就想出了一個法子調頭寸。每年稻穀隨著市場供需情況，價格隨時都會有起伏。當時，正值稻穀價格上揚的時期，李金龍想，何不趁現在稻穀價格正好的時候，把省糧食局存放在農會裏的存糧（按：當時稱糧食局放在各地農會的存糧為“保留米”）拿出去變賣，等過一陣子稻穀售價下跌的時候，再從市場逢低價買進低價米來回補原先挪用的“保留米”，反正只要早早歸還，不會有人察覺的。李金龍的想法很單純，只不過是要用變賣“保留米”的錢，暗自先墊款給農會員工發薪水。
李金龍固然是“立意良善”，以解發不出薪水給農會員工的燃眉之急，當時的確適時解決了問題。但是，不知是被人告發，或是恰巧糧食局人員到三芝農會視察，此事被糧食局的檢查人員當場識破，檢查人員當面詢問，保留米為什麼會短少這麼多？李金龍不禁暗自驚訝這事怎麼會讓上面察覺，一時也想不出怎麼辯解，支支吾吾連聲說他不是貪污，而是為了墊付員工的薪水。但是，糧食局的官員可管不了這麼多，畢竟保留米短少是個事實，農會是無權挪用這批米糧的。李金龍因而遭到被撤職查辦的處分，只好先黯然離職，以示負責。
李登輝之所以避諱多談家世，是因為他的家庭實在有太多不便為外人知悉的難言之隱啊！鴉片專賣，聚斂成富；農會變賣公米，名為支付員工薪水，實際上是否另有所圖，顯然沒人敢於捋虎鬚，使李金龍“東窗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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